基于对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的成因分析，可以发现，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主要由战略环境分析风险、核心能力风险、境外资源合作区位风险、境外资源合作模式风险、战略决策风险、资源储量和品位风险、融资风险、健康安全环保风险、跨文化风险、政治经济环境突变风险等十个战略风险子项共同构成，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是一组战略风险的集合。用轮毂模型表示如图1。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轮毂模型图中，左边半个轮毂为战略制订风险，右边半个轮毂为战略实施风险，各分隔为五个区间，共同构成一个十辐轮毂图。
图1 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风险十辐轮毂构成模型
第一，战略环境分析风险。德鲁克的“事业理论”认为，战略环境分析是战略研究的基本命题，企业利润的来源取决于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假设。企业制订境外资源合作战略，首先必须进行战略环境分析，战略环境分析的质量尤其是分析的深度，直接影响境外资源合作战略的可行性，影响战略方向、目标的定位，影响战略路径、模式的选择。战略环境分析和预测质量的欠缺，将大大增加境外资源合作的战略风险。
第二，核心能力风险。核心能力是企业构建战略优势的基石。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资源合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家实力基础。但是对具体的“走出去”主体——企业而言，决不可以一哄而上的。谁能够“走出去”、“走得稳”、“走得好”，关键看企业是否具备“走出去”的突出能力即企业境外资源合作的核心能力。企业拥有核心能力是成就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的先决条件。企业核心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的最大制约，是判断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第三，境外资源合作区位风险。资源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法律环境、外商投资政策、社会文化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治安状况等各不相同，致使战略风险大相径庭。企业境外资源合作战略必须就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做出决策。如果在不适当的时候选择了不适当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资源合作，其战略风险将显著放大。
第四，境外资源合作模式风险。境外资源合作模式指以什么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合作。境外资源合作有多种模式。对不同企业而言，选择不同合作模式风险大不相同。合作模式不适当则战略风险势必难以控制。
第五，战略决策风险。企业是否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何时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以及如何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这是关乎企业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企业的决策机制、决策程序科学与否，对境外资源合作战略有全局性影响。我国国有企业传统的“一把手”体制，是最大的体制风险，由这种体制拍板决定的境外资源合作项目，其战略风险可想而知。
第六，资源储量和品位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主要目的就是开发和利用资源，或直接获取资源份额。所以无论企业采取何种境外资源合作模式，都会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矿产资源的储量和品位，否则就有可能使境外资源合作战略成为“无米之炊”。客观上讲，由于资源勘探受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所以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和品味以及远景储量都存在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越大，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战略风险也就越大。中国企业在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之初，必须首先对拟进行资源合作的矿产资源储量和品位进行验证和确认。如某中央大型企业2005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开发一大型红土镍矿，用了一年时间做验证性勘探工作，以验证合作方提供的矿产资源的储量和品位数据。
第七，融资风险。实施境外资源合作战略，资金投入通常都很大，尤其是合作前期的投入，少则数亿，多则上百亿。企业如果没有很强的资金筹措能力，没有通畅的融资路径，没有慎密的融资方案，境外资源合作只能是空谈。
第八，健康安全环保风险。采矿业一直是重大安全事故的高发行业，也容易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严重污染，所以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健康（Health）、安全（Safety）、环境（Environment）管理规范，简称HSE管理体系。资源东道国纷纷通过立法对矿产资源开发的HSE管理进行严格约束。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合作，一旦发生HSE事件和事故，轻则遭到东道国社会团体以及周边社区的抗议示威，重则遭到东道国政府的严厉惩罚乃至驱逐出境，后果不堪设想。
第九，跨文化管理风险。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认为，人们的五个价值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是导致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人际沟通的效率和团队工作效果有很大影响。境外资源合作企业的管理整合始终无法回避来自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人们这五个价值维度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心腹之患，犹如“慢性重疾”，有致命危险。境外资源合作企业面临的跨文化风险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团队中秉持不同价值理念的雇员之间的跨文化冲突，二是矿业企业与周边社区民众及社会团体之间在环境保护、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沟通障碍。
境外资源合作项目的开发和运营周期一般都较长，少则八年十年，多则数十年。在项目开发和运营过程中，因土地、环保、就业以及当地员工薪酬福利等问题不可避免与当地社会发生冲突，如果投资者与当地社会在价值理念、生活习惯、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沟通障碍，势必酿成文化冲突。
第十，环境突变风险。环境突变风险主要有两类，一是政治风险，二是经济危机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突变而给外国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通常表现为政府违约、政府罚没、政府强制征收或汇兑限制等。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或区域性金融危机，对实施境外资源合作而言是一种系统性风险。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将引发通货膨胀或严重通货紧缩、汇率大幅波动、资本市场大幅震荡、资源商品价格深幅调整等。相对于非系统性风险而言，系统性风险通常比较难以防范、分散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