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布局的重点，以及实现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策略实施的金融支持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设立、治理机制与运作方式也备受关注。不能否认“一带一路”的潜在巨大收益，同样不能忽视潜在风险。梳理“一带一路”背后的风险，有助于决策者更加有的放矢与可持续地推进该战略。
5.1 投资收益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是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长期、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为什么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呢？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因此，中央政府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一领域；第二，一旦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通常会显著增值，这会使得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上述两种机制在一国内部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例如，尽管基础设施投资能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但中国政府能将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长期花费在中国境外吗？将这部分资金用于中国的中西部，岂不是更具合法性？作为境外投资者，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能要求东道国政府将基础设施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转让给自己吗？当地民众的抗议浪潮是否会风起云涌？
5.2 投资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二，是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假如东道国发生剧烈的政权更迭，新政府上台后是否可能实现外国投资的国有化？假如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战争一旦摧毁了相应基础设施或厂房，谁来负责赔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个别国家有着长期且经常的主权违约记录。即使该国政府对特定项目进行了政府担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违约，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如何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面临的违约风险要显著高于亚投行。这是因为，相关经验表明，东道国对多边机构的违约成本很高。换言之，通过多边机构进行投资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5.3 政府出资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三，是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私人主体的决策是市场化的，是否投资主要看收益与成本。“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资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推动PPP，私人主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兴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何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如果私人部门与境外国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资金，那么出资的责任就会落到中国政府头上。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融资来源。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很多观察家认为，当前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偏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实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
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忽视了一下两点：第一，“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收益率可能并不高、投资安全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相关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风险可能不降反升；第二，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消失以及中国央行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未来可能持续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中国政府究竟能将多少外汇储备投入“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存在较大疑问。
5.4 经济结构调整预期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四，是可能妨碍而非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输出过剩产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的。笔者对此表示怀疑。过剩产能如何输出？是要在国内继续大量生产钢铁、水泥、电解铝、聚氯乙烯（PVC），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吗？还是由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PVC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新的工厂？如果是前者，则面临着相关产品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运输成本很高的问题；如果是后者，这与其叫作输出过剩产能，不如称之为帮助沿线国家构建其自身产能。
退一步说，即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能够重新步入繁荣，但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能够再度承载这种发展方式吗？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元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
5.5 对中国的误解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而是会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出钱未必能办好事，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有人将“一带一路”战略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是很不恰当的。其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当时在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所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很容易陷中国政府于被动地位。同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来输出过剩产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当的，这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感情绪。这就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需要很多相关工作的配套，这些工作需要体现中国的软实力乃至巧实力。
5.6 政商风险
政商关系的最直观体现，就是腐败程度。腐败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危害，并不亚于政治信任缺失、贸易壁垒高筑等，无论是“经合组织”、联合国、欧盟，还是世界银行及区域性发展银行，都认同腐败问题是最应优先关注的紧迫问题，世界银行甚至提出“腐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并率先提出将促进“善治”（good governance）作为消除腐败的关键策略（斯达芬•安德森、保罗•海伍德，《感知的政治学：透明国际腐败测量方法的运用和滥用》）。
对不同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量化衡量的，首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顾名思义，这是对于各国腐败程度的主观感知，其数据来自于各种权威报告、主要是经济领域内权威报告中对各国腐败程度的感知与评判，这些感知与评判则主要来自商业人士，再由研究人员进行综合后予以评分。因此，中文媒体普遍将CPI称为“清廉指数”，并不确切，缺乏了“感知”二字，容易引起歧义和无谓的争论。
什么是腐败？“透明国际”对此下的简单定义流传甚广：“从操作上而言，腐败是滥用委托之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尽管对“透明国际”的腐败定义、数据收集及分析的科学性，各界有着相当大的分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尚没有比它更有影响力的腐败数据体系。
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4年CPI数据中进行提取和计算，可以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41国的平均得分为35，比CPI数据所覆盖的总共175个国家的平均分（43）低了18.6%。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腐败感知程度比全球平均更为严峻。
中亚五国作为“一带”北线与中线的枢纽，其CPI平均得分仅为22.8，这一得分相当于CPI排行榜上第154位（总共175国），绝对垫底，比全球均值低了42.5%，比中国得分低了36.7%，可谓是全球的腐败谷地。同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三国，其平均得分28，低于全球均值34.9%。
中东地区所选取的19个样本国，平均得分39。其中，土耳其等9国的得分，超过全球均值。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得分极低的一些国家，如苏丹,近年中国对其投资不少。
南亚4个样本国的平均得分29，低于全球均值32.6%。作为是“一带一路”关键枢纽的巴基斯坦，其得分与四国均值相同，只有29分。
东盟十国中，除文莱没有数据，其余9国平均得分38分，也低于全球均值及亚太均值。东盟各国的差距十分悬殊，最低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在全球垫底，分别排名第145位和第156位（缅、柬并列）；最高的新加坡一枝独秀，得分高达84，在全球高居第7。如果不计入新加坡，东盟其余国家的CPI均值，就陡降到32.5分，低于全球均值24.4%。
41个样本中，22个国家的CPI低于中国，占53.7%；29个国家低于全球均值，占70.7%。
除了腐败之外，政商关系对一国投资环境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政治风险上。国际上量化衡量政治风险，常用的有两个指标体系，且都实行有偿服务。
一是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公司”提供的《商业风险服务》（Business Risk Service，BRS）。其每年发布三次，对50个国家进行分析，其中分为三个指标：LRquant指标分析一国创汇能力，占比50%； LRqual 指标分析一国经济管理能力、外债结构、外汇管制状况、政府履行国际职责能力和腐败情况，占比25%；LRenvir指标分析一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占比25%。在最后一项LRenvir指标中，政治风险占其中的40%。
BRS的样本国仅有50个，“一带一路”中相当多的国家并未纳入，本文暂且从略。
二是美国PRS集团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ICRG比BRS的覆盖面更广，对多达140个国家进行每月一次的高密度风险评估。
ICRG的政治风险评估，设定了12 个变量，即：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投资情况、内部矛盾、外部矛盾、腐败、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社会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
因乌兹别克斯坦等7个国家没有纳入ICRG的研究对象，本文使用的41个样本国能提取有效数据的为34个。根据2014年1月的ICRG数据，这34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分级：
“最低风险等级”（≥80分）的，仅有文莱、新加坡2国；
“低风险等级”（70.0~79.9分）的，有阿联酋、马来西亚等4国；
“中等风险等级”（60.0~69.9分）的，有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菲律宾、越南等11国；
“高风险等级”（50.0~59.9分）的，有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13国；
“最高风险等级”（≤49.9分）的，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苏丹4国。
“高风险”与“最高风险”合计17国，占样本数的50%。
34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9.6，低于全球140个国家的均值（64）。政治风险是构成IRCG“综合风险”（CompositeRisk）的一部分而已。IRCG“综合风险”综合了政治风险（PR）、金融风险（FR）和经济风险（ER）三类，对22个变量进行综合评估。数据表明，34个样本国的“综合风险”均值为67.9，接近全球均值69。
不可否认，从41个样本国家的简单分析，可以推知“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堪称全球“高腐败带”“高风险路”——其实，“一带一路”就是某种程度的“拓荒”，那些腐败程度低、风险低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此前35年的改革开放中，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熟地”了。
5.7地缘风险
“一带一路”沿途、沿线诸多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的有50 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收益，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的势力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扰“一带一路”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道路、贸易、货币、人心“五通”的地缘政治风险，首要的要处理好以下挑战：
Ø 美国的战略围堵
“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
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三股势力搅局。
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
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我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借助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劳工标准等，利用亚行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当然，战略分析总是从最坏处着眼，追求最好。现实表现中，美国并非一味反对，或围堵我“一带一路”战略。未雨绸缪，必须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破解美国可能的战略围堵。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公司、个人可能率先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实施，推动美国政府更新观念，转变看法。我们也尽可能将美国利益融进来，引导、塑造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并以其盟国态度反推美国立场变化，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Ø 俄罗斯的战略猜疑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在海上是美国，在陆上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
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会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三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一度是警惕和紧张的，一是怕绕过俄罗斯；二是怕与欧亚联盟相对立;三是怕取代上合组织。经过不断做俄罗斯政府工作，终于取得其支持，并将其远东开放和远东铁路改造项目融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带动俄罗斯经济发展。
在具体规划、实施中，需要中方始终考虑俄方利益，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Ø 印度的战略不合作
在2014 年底于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中，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理由有三：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
但是，印度并未公开反对“一带一路”战略，甚至赞同将东北邦开放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的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十分看重，是可以争取的。针对印度的大国心态与安全关切，中印可效仿中日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机制建立中印21 世纪友好委员会，加强战略磋商、地方交流，推动民间智库联系，探讨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合作开发、经营的可能性。
Ø 日本的战略搅局
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我唱反调;二是利用其对外直接投资(FDI)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我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我竞争。当然，日本并非不能争取。
中日韩自贸区、外长会晤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都在化解日本可能的战略搅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部延伸，联通韩日，是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