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发达经济体复苏进一步分化。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欧元区和日本困难重重。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美国和欧日分道扬镳。美国全面退出QE，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相对紧缩，而欧日则努力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则在2014年步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另一种说法是弱势经济格局，主要表现为投资放缓、消费乏力。为对冲下行经济，降息降准将是2015年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郭皓预测，2015年降息、降准可能分别有2次和3次，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宽松政策也有可能进一步加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包括国家不再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为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一主旨经济思维下，2015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将表现为低增长、调结构、重质量；货币政策的“新常态”将表现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不稳定性；财政政策的“新常态”将表现为实施新《预算法》，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新常态”将表现为国企改革、资源性商品的市场化定价。
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呼应的是，当前中国正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开拓。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园区以及亚太自贸区等布局，被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加速了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延伸。特别是高铁、核电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重大国际化拓展空间。所有这些，将成为2015年中国经济较为突出的亮点。
在国际经济分化加快和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宏观背景下，郭皓着重分析了2015年全球铜市场的供需关系。他认为，2015年全球铜矿供求处于“紧平衡”格局。一方面，前期矿业投资高峰时期所新建、扩建的铜矿项目，在2013至2016年期间逐步建成投产，从而使得全球铜精矿供应出现集中增长。2015年—2017年，全球铜精矿产能预计分别达到1808.4万吨、1986.5万吨、2159.8万吨，分别同比上年增长5.7%、9.8%、8.7%。与此同时，全球冶炼产能平稳增长。2015年至2017年，全球冶炼产能分别为2120.1万吨、2152.7万吨、2177.2万吨，分别同比上年增长3.26%、1.49%、1.13%。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全球铜资源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且冶炼产能增速明显低于铜精矿产能增速。这也导致了TC/RC自2012年以来的持续走高。
铜矿供需“紧平衡”格局中，铜消费又是何种表现？郭皓认为，当前国内市场，消费增长乏力，但电力加快投资和汽车用铜增长值得期待。
电力是国内最大的铜消费市场，占铜消费总量的48%。按照“十二五”规划，国家电网投资额计划为29000亿元，但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还有13730亿元的投资额尚未完成。若“十二五”规划如期推进，在2015年年加快进度补回前期拖欠，则电力用铜对铜消费的拉动作用将非常显著。
国内铜消费结构中，空调制冷消费占比15%，建筑消费占比9%。国内房地产市场处于维稳 “新常态”，依靠房地产带动建筑及家电用铜消费，显然不靠谱。空调行业库存依然较大，库存高企将成为2015年空调产销增长的障碍。但长期来看，中国家电市场仍有增长空间，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将进一步释放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
交通运输业的用铜消费最近几年增长较快，目前在铜消费结构中占比10%。虽然汽车行业步入平稳增长期，但一二线城市的换购需求和年轻人新增需求，以及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购车需求，将是汽车产销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在综合国内外宏观经济现状及行业供求关系的基础上，郭皓认为，2015年全球精炼铜供需格局将围绕紧平衡状态上下波动，铜价呈宽幅震荡趋势，其运行重心将在2014年的基础上出现下移。其中，影响铜价运行节奏的因素包括：美联储加息进程、央行货币政策取向、国内经济与楼市托底或刺激力度、铜矿与冶炼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情况。
在此基础上，郭皓对2015年铜价区间进行了预测。他认为，2015年铜价运行中枢为6300美元/吨左右，价格波动区间为5200-7400美元/吨，对应的沪铜中枢为45000元/吨，波动区间为37500-54000元/吨。这其中，铜价上行的风险有：央行实行货币宽松政策、政府出台楼市托底政策或经济刺激政策、铜矿项目或冶炼项目的建成投产、运营项目产出逊于预期。铜价下行的风险有：美联储加速加息进程、国内铜消费增长不及预期。(杨健)